辩论主题

中国的教育思路落后于西方会不会影响中国男人性健康?


伯克利第10任校长杜宁凯:什么才是未来社会需要的大学教育?

智见

2018-11-09 07:30  

看点: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是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知名的历史学、人类学领域学者。他在卫斯理大学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曾先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10任校长。消瘦的面容,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戏称有些像爱因斯坦的眼镜与发型让这位享誉世界的教授看起来既严肃又可爱。

在首届世界教育前沿峰会期间,杜宁凯接受了搜狐教育·智见专访,谈到了大学教育的意义、教育全球化、学习科学等诸多话题。杜宁凯认为,大学应该继续走全球化道路,而不应该封闭自己,但是大学教育改变过程中不能太激进,不能拔苗助长。大学教育应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质疑精神,这样才能够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智见:在您看来“学习科学”为何重要?它将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变革?

杜宁凯:学习科学的发展是在近20多年才发展起来的,学习科学是研究不同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学习的,特别针对一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或者说在学习方面有先天性不足的学生进行研究,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包括研究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怎么样学习效果会更好,我们也会利用学习科学来改变教学方法。

在学习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学生所在的国家和文化有怎样的不同,如果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当中,特别是当他们对学习内容非常感兴趣,非常兴奋的时候,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传统教育都是通过讲授式的方法教学的,这当中存在两个问题。

讲授式的形式很大程度取决于老师怎么样去展示他的课堂,当然有的老师讲述的很好,可以以非常有趣的方式进行教学,但是大多数的情况还是一场独角戏,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

另一方面,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默认所有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接受程度都是一样的,所以通常以一种同样的模式让所有的学生去适应,不管学生学的快还是学的慢都得去适应老师的教学进度。

所以不论是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学生的学习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学生通过参与项目,然后进行自主的探索学习,他们就可以学得更好。学生在比较高的学习阶段也会参加研究,参加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这其实是在做中学中获得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在积极学习的。



智见:您是一名历史学家,结合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在您看来什么才是未来社会需要的大学教育?

杜宁凯:我确实是历史学家,对于大学的历史有很多的研究,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历史。大学的变化其实是比较慢的,但是当下的大学教育目前来看确实是需要改变。

例如,当下很多大学的学科框架其实是在90年代末才渐渐成的,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学科分类框架。大学教育改变慢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学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好的东西需要保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太激进,也不能拔苗助长。

大学的教育中通识教育很重要,具体的学科知识也很重要,所以大学应该面向未来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考虑怎么样去培养新时代的优秀人才。



智见:您非常推崇教育的全球化与大学的国际化,并且进行了一些探索,包括推动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建立。那您如何看来,政治对于教育全球化和大学国际化的影响,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于教育的一些政策?

杜宁凯:我确实是非常提倡教育国际化,大学在一个国家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者大使一样的角色。大学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生和老师,会进行很多跨文化的交流,有很多思维的碰撞,所以大学在国际化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当前社会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是国际化的挑战,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的时候也和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进行了很多紧密的合作与交流。

所以我相信大学应该继续走全球化道路,大学的全球化不但是帮助我们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各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学术上也会取得非常重要的成就,也是解决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的基础。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关系,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问题,还有环境问题等,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是有赖于大学的一些研究以及大学的全球化来做出贡献。

所以大学不应该封闭自己,因为知识是全球的,是没有国界的,大学应该更加的开放,更多的做全球化的交流。特朗普上台之后,可能对于这方面的重要性理解的并不是特别透彻,所以不是特别关心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大学的交流。



智见: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培养出高水平、尖端创新人才?您在担任伯克利校长期间致力于本科教育质量,倡导大学国际化,鼓励跨学科、应用型和基础型成果知识的创新,成果明显。在培养出高水平创新人才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杜宁凯:中国大学在这方面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有很多进步,特别是在国际上的排名也在不断提升。去年我在访问清华的时候参与了本科教学的评审,我发现清华也更重视通识教育。在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应该勇于去挑战自己的教授,勇于去质疑已经有的这些知识,通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才能够培养出比较高端的人才。

我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研究发现从经济管理系毕业的学生就业面要窄很多,而且他们所拿到的这个职位往往低于他们所受训的水平。人文学科的学生在就业方面其实要优于经济管理系的学生,因为人文学科的学生接受通识教育,他们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他们的适应力更强,领导力更强,而且更加具有创造力。

在美国文化中,学生可能不太愿意去学习语言、语言文学或者人文类的学科,但是事实上很多硅谷的一些成功人士,他们学习的虽然是工程师的专业,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通常都有很好的通识教育的基础。

智见:你曾多次到访清华、北大,能否用一个词来描述清华北大的学生与伯克利的学生,你觉得中国学生与美国的学生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杜宁凯:总的来讲,我感觉中国的学生是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意识非常好,而且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伯克利的学生不但从课内、课堂上学习,他们也会从课外学习。美国学生在毕业之后如果你问他毕业之后想做什么,他可能说很多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也会说我的最终理想是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他们是比较理想化的。也就是说他们学到的知识很多是从社会实践、社团实践、实习当中得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搜狐教育·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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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全愈:没有了好奇心,何谈创新人才培养

智见

2018-11-03 07:30  

前些天,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陆一先生,在中国青年报教育圆桌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科研论文选拔中学生的招生制度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文章。读后,想商榷两句。

因自主招生中一些科研论文造假,陆先生说:“在这种令人愤慨现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有误解……”

好吧,我们就从“创新人才培养规律”说起。



(在浙江省科技馆上演了一场场令青少年学生感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场面。比如水果发电、金鱼戏沸水、竹篮打水、水往高处流等。视觉中国供图)

“研究生”,一个奇葩的叫法

在幼儿园甚至在托儿所,当孩子对一切事物产生好奇,如“蚯蚓没脚,怎么行走?”“太阳为什么不掉下来?”孩子就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只不过,这种研究是“始乱终弃”的,发端于一个问题,结束于另一个问题。那么,孩子什么时候该终止“始乱终弃”呢?

关于“孩子能不能搞研究”的问题,国人至今争论不休。华中科技大学一位教授曾义正辞严地坚称:没夯实厚重的基础前,绝不能搞研究……

“研究生”的定义是“大学本科毕业后,到高校或研究机构深造、做研究的学生”。把这个定义翻译成英文,美国人蒙圈了:为什么非要等大学毕业后,才能做研究?

我儿子是在美国读小学二年级时,开始正式写研究“论文”。

一天,8岁的儿子从学校回来,说是要做一个关于蓝鲸鱼的研究,需要去图书馆找资料。妻子开车带儿子上了图书馆。两个多小时后,母子俩抱着十几本儿童图画书回来了——有的文字多些,有的少些,都是介绍蓝鲸鱼的知识性书籍。

大概一个星期后,儿子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鱼》。总共就3张活页纸。第一张是封面,封面的左下方,工工整整地写着:×××著。论文含4个小标题。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简短,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论文。问题不是儿子在研究中学到了什么关于蓝鲸的知识,我更感兴趣的是:从研究中,他获得什么内化了的能力?从决定题目,到从书中发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资料,再到写文章……这个“研究”过程,把好奇变成有序的思考,将孩子引进科学思维的路子。这个收获远比知道蓝鲸“每天吃4吨虾”等知识点,更有价值!

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奢望孩子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论文,甚至我们根本就不要期望孩子能写出一篇稍微像样的论文。我们要的就是在那篇四不像的、非常幼稚的论文里埋下的研究兴趣和种子。

为什么要从小就鼓励孩子做研究?为什么不能等到研究生阶段才做研究?道理很简单。

首先,好奇心、想象力与年龄成反比。必须在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最活跃的阶段,鼓励孩子做研究,种下一颗良好的种子。

陆先生说:“科技创新人才并非越早参与科创项目越好。”如果一颗种子在它发育阶段,没有得到培育,没有得到科学的施肥灌溉,没有充足的阳光,那么这颗种子就发育不良。等这颗发育不良的种子已基本定型,才移植到良好的环境,虽然也可能成材,但难以成为参天的栋梁之材。

我们不能在孩子还小时,对他们心里的种子说:“对不起,我们现在要控制你们,不能让你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到了研究生阶段才说:“种子们呀,你们怎么都没动静?赶快开花结果吧……”

研究≠创新

研究不一定是创新,创新不一定是研究。因此,刚开始时,我们既不要对孩子的研究“论文”求全责备,又要警惕只培养收集观点的孩子。

还是以蓝鲸研究为例,这种研究,儿子做过不少。严格地说,这是收集观点的“研究”,是必然阶段。但是这个必然阶段,一定是过渡阶段,不能是永久阶段。我们必须把收集观点的孩子,引导到创造观点的道路上。

美国小学侧重培养孩子收集材料,独立提问的研究能力;到了中学,重点则是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计划的能力。在提出问题后,去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

儿子在七年级时(相当于国内的初一),独立完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科学研究。那次的研究课题只有一个要求:必须要新颖,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

儿子想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课题:测试小白鼠的决策能力。他把测试分成3个阶段,每个阶段5天。第一阶段,训练小白鼠钻洞;第二阶段,让老鼠知道左边的洞不通,右边的洞可以吃到食物;第三阶段是提供结论:把左右两个洞同时打开,看小白鼠们作出什么选择?

美式学术论文开篇是简介;然后提出问题,即研究想证实或证伪的观点;跟着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再接着是研究中得到的新信息及其统计分析;最后是结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儿子的论文一步不差地模仿了这种“美式八股”,10页正文外加3页分析表格。从头至尾的叙述、说明和分析,有条有理。“白老鼠有无决策能力”的研究,看似儿戏,实则紧扣科学思辨。首先是提问,孩子在好奇心驱使下,设定了一个没有现成答案,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去回答的问题。第二步是孩子必须运用想象力去设计各种各样的实验方法,怎样的实验能让数据更可靠?第三步,孩子必须学会对数据做出科学的分析,去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假设。研究的最后一步是根据数据分析,找到数据间的逻辑,并用逻辑语言写出研究的结论。

研究的课题虽小,但孩子经历了科学思辨的步骤,获得了宝贵的科创财富。

这就是基础教育,在一块、一块地铺垫着诺贝尔奖台的台基……如果第一块基石是收集观点,第二块基石就是创造观点。因此,孩子光有好奇心还不够,还得把好奇心变成想象力。

收集观点的研究,只需要好奇心。比如,关于蓝鲸的研究,需要好奇心去收集已有的答案,想象力在研究中,不起什么大作用。

然而,创造观点的研究,孩子不仅要有好奇心,而且还得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进行研究。比如,“白老鼠有没有决策能力”的研究,既要有好奇心去探究“有没有”,又要有想象力去设计各种各样的实验方法去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假设。

培养孩子做研究,要避免把工夫下在“注疏解”上,因为那是在“收集观点”中徘徊。

钱学森质疑中国教育没培养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是太注重培养“收集观点”的人,而不是“创造观点”的人才

然而,不管是好奇心还是想象力,其表现形式都是发问。

做科创,首先要发现问题

孩子善始不善终的发问式“研究”积累到某种程度,就会有研究的“善终”。

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来了一个“不善始却欲善终”的乾坤大挪移:科创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本不需要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这是不讲逻辑,违背常识。

按照逻辑和常识,首先要发现问题,然后才是解决问题。孩子不发现问题,孩子要解决的“问题”从哪里来?只能来自老师。由于老师给的问题多是已解决的问题,孩子就老是做已知的循环。充其量培养一个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

孩子做研究,首先是培养“发现问题”的探索精神和能力。即“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传道,授业,解惑”着眼于“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是由大人把“问题”交给孩子去解决。由于这种所谓的“问题”是老师已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于是,就成了培养孩子寻求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的能力。又于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变成了“解题能力”。再于是,越聪明解题能力越强,就越是在题海中自得其乐而难以自拔。

没有在小学二年级经历“收集观点”的研究这个必然阶段;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做研究,往往得从收集观点的研究开始,加上“注疏解”的影响,又没有从小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研究生”就常常“研究”怎么帮导师“解决问题”了。

总之,培养孩子做研究和创新,要从小保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不求全责备,给好奇心插上想象的翅膀去“发现问题”,在科研中创造观点……

不能用解决问题来压制发现问题

“中学生科创论文作为选拔手段”,只要措施得宜,不但不会摧毁诚信,反而会增强诚信教育,鼓励孩子的创新。

科创论文的真假,专家教授面试时,三两个问题就能见分晓。2006年,复旦的面试措施,我第一时间撰文支持。摧毁诚信的,不是孩子的科创,而是大人的不诚信;摧毁科创的,是我们从小不引导和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不培养孩子的想象力,用解决问题来压制发现问题。

用抑制孩子的科创去换取诚信,既文不对题,还两败俱伤!做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选拔,是为了解放孩子,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陆先生笃信“创新和培养下一代创新人才是大学的天职”。于是他“试问:当前有多少中学教师能够独立写出符合学术规范且有一定创新价值的论文?有多少中学教师会定期阅读学术论文,跟进学术界的知识更新?有多少中学教师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并且确实掌握对学术规范性的判断力?”

一言蔽之:培养创新能力与基础教育无关,因为教师水平太低(小学和幼教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实,美国的中学教师(除了硕士学位这一条外),也远远达不到陆先生的要求。但美国获世界最多诺贝尔科学奖的现实证明: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鼓励孩子去发现问题的“天职”——始于没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师之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到了大学才谈培养创新的“天职”,因为思维已基本定型,尽管有“名师的实验室”“有经验的老师”和“有热情的同伴”,但一颗“科研基因”发育不良的种子要生长,是不是黄花菜有点凉了……

孩子只有插上好奇和想象的翅膀,才能在科创的蓝天自由翱翔。

论点和资料取自作者的《带着您的孩子,走进美国家庭教育:补一张“家长上岗证”》。

作者:教育学者黄全愈,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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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林允:我们需要“极有可能失败的教育”丨头条

新校长传媒

2018-11-08 06:35  



那些人类最伟大的创举,往往都不是奔着“极有可能成功”的方案去的,而是设定更高的目标,高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极有可能失败”

有一部很热门的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讲的是美国一所高中HIGH TECH HIGH的教育创新。这部影片,尤其是它的片名,都显示着我们的教育对于青少年通向成功的重要意义。

但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那些人类最伟大的创举,往往都不是奔着“极有可能成功”的方案去的,而是设定更高的目标,高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极有可能失败”!斯巴达300是这样,北美独立是这样,爱因斯坦颠覆经典物理学也是这样……爱迪生试制灯泡1000次,对于这其中的每一个试验,都近似于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换句话说,爱迪生每一次都是在朝着“极有可能失败”的方向在前进。

所以,如果我们的教育总是在讲“极有可能成功”,总是在鼓励“极有可能成功”的方案,会不会也就限制了未来世界创变者的思维和气魄呢?

我最近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许多招聘中都喜欢问到同一个问题——“谈谈你的失败经历”。甚至我看到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BA(工商管理硕士)申请的问卷,四个问题之中有一个就是这种:



请叙述一个你参与其中的团队失败案例。

如果现在给你重来的机会,你会做怎样的改变?

要知道,哥大MBA全美排名第五,这样的题目实在代表了美国商业社会对于个人失败经历的高度重视。所以一方面失败的经历那么重要,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学校教育,就会发现大多数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缺乏底气的。

我们40岁之前大概人生最长的时间段都是在学校接受教育。我们16年、18年的教育,固然是充满失败的,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失败的模式非常单一,翻来翻去就是考试失败、升学失败,最多加上一点人际交往的失败。尽管我们也常常听说高考失败复读走上理想大学之路的故事,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失败太单一了。

真正的社会,尤其是企业、雇主,更期待看到的是一个人经历过各种各样、多元的失败,尤其是团队中的失败。所以一方面是真实的社会中,“失败”“团队”这两个关键词受到极大的重视,另一方面却是,我们的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教育却完全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去让人有系统地经历多种多样的“失败”,尤其是“团队中的失败”。

我们的教育将大概率要成为团队一份子的人,十数年如一日地钉死在一张课桌上,十数年如一日地局限在用一张张卷子所构成的标准之中。纵然我们的老师口口声声地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归根结底,学校体系里面没有人是真的喜欢失败的。我们标榜的永远是从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学霸”,我们所有的关注的点都是减少失误、减少错题。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是背题、押题还是什么。

我们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有意识地鼓励、甚至设计流程让你经历失败,然后一步步反思,然后一起享受这个经历失败的过程,然后在过程中让孩子看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没有的!我们永远是跳过这一切——直接用你拿了多少分,直接用你最后的“不失分率”来评价:你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然后十几年后你跑去面试,老板最想问的却是:“谈谈你碰到过些什么有意思的失败经历?最好是团队里面的失败经历。”

今天,越来越多地中国顶尖中学的校长、教育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老师就提出:要教会孩子从“追求赢”到“学会输”。





失败,首先不再被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我们开始接受不够完美的自己、豁达地接受失败的经历。所谓“挫折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层面的,通俗点讲就是不要受点失败就心理上受不了,这方面的教训已经非常惨痛了。





更进一步来说,是把失败真正作为难得的宝贵经历,是要学的,是要主动闯进去的;而不仅仅是没啥大不了、过了就过了的;更不是主动避避开、唯恐避之不及的。

这也是李校长那篇文章的主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那篇文章,你会发现,对于如何操作,如何在教育中设计来实现“失败教育”还是比较缺失的。李校长提到的,一个是:“学校学生创业的基地——松林书苑,这里会不断挂出“重新开业”的牌子。”另一个是:“我们十一有200多个社团,但我也搞不懂究竟是多少个,因为今天建了两个,明天垮了三个。”但十一学校有四五千学生,200个社团的生生灭灭,很难说就能够构成学生“学习失败”“学会输”的主要平台吧?

所以说到底,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依然是用试卷成绩作为主要的考核体系,或者说家长更关注的还是试卷成绩,那说“学会输”“学会失败”其实也就最多是停留在理念和浮光掠影的程度上。

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地教育者开始实践项目式学习(PBL)的模式。

把原本机械分隔成45分钟的流水线课程表,变成项目化的整体学习;把原本为了试卷考试的目标,变成完成一个具体的项目:建一处建筑、做一台机器,排一出戏剧,做一次调研……并将各种精彩的学习内容融入其中。

这种模式的兴起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在于:突破了书面试卷的项目能够系统地引入更多未知的问题、更多种类的可能失败。尤其是大型的项目还意味着更多的团队协作,让未来的团队精英从小就有机会遭遇到团队协作的各种可能状况。

美国旧金山就有这样一所学校:Brightworks,其创办人Gever Tulley,同时是全球教育项目Tinkering School夏令营的创办者,北美畅销书《让孩子做50件危险的事儿》的作者。在视频网站上可以找到许多他的精彩演说。



Brightworks是一所真正的全日制学校。从K到12,一共就80几个学生。这里完全没有考试和成绩,也没有标准的40分钟课堂。所有的学习都是在项目中呈现,而项目都是由学生自发讨论形成。



学生在项目中的场景

2018年10月22日,我有幸在北京采访到了Gever Tulley先生。在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尤其有收获的。



问题的背景是他在许多场合提到过的Brightworks的教学模式:取消传统学校的40分钟一节课的课程表,改为8-10周一个的项目,每个项目基于一个主题展开三个模块。

第一模块是探索Exploration。

基于主题由老师或者专家展示相关的信息,比如说主题是风,就请造风力发电站的、研究风的气象问题的、做过风有关艺术创作的,等等的专家来展示他们对风的理解、创造。目的是激发学生对这个话题深入探讨的兴趣和关注点。

第二模块是表达Expression。

在探索模块激发后,学生会提出自己想要深入的这个主题的项目,也就是要表达自己在这个主题上有话要说。可以是造帆船,可以是表演风的音乐剧,可以是风对历史的影响研究……

第三模块是阐释Exposition。

也就是最后的阶段。是家长、外校老师、学生受邀来听学生讲解自己做的这个项目。

当我听到这个模式时,马上冒出来个疑问:“表达”和“阐释”这两部分太相似了!为什么要明确把两个切分开来。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对一个问题的表达,iPhone就是乔布斯的表达,然后乔布斯的发布会就是阐释。乔布斯只要把他当初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手机的想法、热情、目的说一遍就是发布会了嘛。这两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何必要强调是两个东西呢?!

所以我在采访中就问他,然后Tulley先生给出了他的回答,我其实当场并没反应过来。我事后翻译字幕的时候,才突然明白过来:

这个问题背后恰恰反映了我的巨大误区。

因为,只有在“默认”作品会成功的预设上,才会出现表达expression和阐释exposition是差不多的情况。你成功的作品当然就把你最初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阐释的时候稍微补充补充就OK了嘛。但是!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完全不预设立场、完全可以接受不完美、不成功甚至是完全无法运作的作品,那这个时候,作品的表达expression和你个人解决问题过程所产生的阐释exposition就有巨大区别了!

换句话说:完全可能是一个搞砸了的表达expression却有着一个完美的阐释exposition。因为他在失败的过程中有快乐、有反思、有创意的迸发……

我不禁想起曾经做过的一期夏令营(神经联动营Goldburg Machine Camp),让中学生用一堆真实工具、真实的材料,做一套真实的机械装置。



那时候我总是期待他们能做成功。这里整个装置就是他们的表达Expression,我期待:他们的联动装置能一镜到底,然后他们可以大侃特侃他们制作的过程(进行阐释Exposition)。但最终他们并没法完整的全部连起来。我很失落,他们也很失落。今天回头再看,我非常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就让他们哈哈大笑地在摄影机面前告诉大家:“某个装置就是不成功,我们换了三套方案还是失败了……然后还闹出了A、B、C、D什么什么笑话……”看着他们笑得前仰后合,那样的Exposition不才正是超级棒的吗?!

当想到这点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才是那个口口声声一直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却从来没有真正从心里热爱过学生的失败、拥抱过他们的失败的老师!真的很惭愧。我在对一个完美作品的期待中,一步步走向急切、失落,看不到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快乐,看不到他们在不停尝试中闪光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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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后悔,如果今天有人问起我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谈谈你在团队中经历过的失败?”我会说起这件事:

我曾经带领一群充满创意和行动力的年轻人去探索、去试错、去快乐地面对各种挫折,然而因为我对“失败”的错误理解,我带给他们太多不该有的失落,他们本该为自己为伙伴由衷地感到幸福和骄傲!

作者丨郑林允

来源丨埃尔特订阅号(ID: Arete_edu)

责编丨沈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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